每个人都背负着原生家庭未解决的部分。我们全都多多少少为家族成员承担着痛苦，或是认同于家族的某位成员——即使我们对此一无所知。所以,当一男一女在一起，他们不仅必须认知到对方的家族，也必须认知到对方替自己家庭承担的，承认他（她）也许有什么牵连纠葛。这在关系中创造出一种局限，只要原生家庭的牵连纠葛没有消失，这样的局限就会持续。所以每段关系都有它的可能性和界限，视我们束缚于自己家族的程度而定。每当伴侣想帮助对方克服牵连纠葛，例如当伴侣失去了父母之一，他无意识地让自己成为父亲或母亲的替代品，那么他其实就没有尊重这些界限，而是用一种间接的方式未尊重伴侣以及伴侣对自己原生家庭的爱。相反地，我们需要去认知到对方背负的、自己背负的，不要混在一起。这通常是关系的基本难题之一：男人尝试在他的女人身上解决和自己母亲之间一直未解决的事情，而女人也尝试在自己的男性伴侣身上，化解唯有跟自己父亲才能够解决的事。想替伴侣解除痛苦，更深层的原因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忍受痛苦。人在安慰别人时，通常不是那么发自爱，而是因为那提醒了我们自己的痛苦，我们并不想承认那个痛苦。我们自然都想和伴侣愈亲近愈好，但是，一个跟母亲束缚在一起的先生，没办法非常亲近他的妻子，一个跟父亲有纠葛的妻子，也无法亲近她的先生。妻子不能让先生放掉他跟母亲之间的束缚，她真正能够说的只有：“我尊重你对你母亲的爱。”如果他反过头来将母亲投射在她身上，她有权利说：“我不是你妈妈。”但她并未有改变他或是帮他克服过去这个残迹的权利。